• 隋朝杨广考证

    隋朝杨广考证

    中文名:杨广,别名:杨英、阿摐、隋炀帝,国籍:隋朝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今陕西华阴),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大兴,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建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对后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大业十四年(618年),骁果军在江都发动兵变,杨广被叛军缢杀。唐朝谥炀皇帝,夏王窦建德谥闵皇帝,其孙皇泰主杨侗追谥为世祖明皇帝。《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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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会慢慢的消失成为过去。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仅仅是历史,具体真实性,就算是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的真明了,因为,本站的内容来自网络,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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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下令将隋炀帝陵迁到雷塘。公元648年,萧皇后病死,唐太宗李世民命将其尸骨送至江都与隋炀帝合葬。正是根据上述史料,专家推测另一座墓的墓主应为萧皇后。

    此前公布的省级文保单位隋炀帝陵,位于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这种误判之所以出现,在于唐代以后隋炀帝陵渐渐荒芜,不为人知。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经考证认为,今槐二村的一处大土墩为隋炀帝陵,于是出资修复,并嘱托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书写墓碑。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处经过多次整修,成为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但此次考古发现,还原了历史真相,确定了隋炀帝陵墓的真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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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夏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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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帝俊子孙之国

    帝俊虽为东方部族远古始祖,但其后代子孙却在东、南、西、北各方建立起了各自的国家,

    在这些国度中间,可以断定为帝俊神系的有10个: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东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虎子,食谷(《大荒北经》)。有牛黎之国,有人无骨,儋耳之子(大荒北经))。以上所及中容、白民、司幽、黑齿、三身、季厘、西周、儋耳、牛黎九国,加上殷商,便是十国。其中儋耳、牛黎两国虽未明言为俊所生,但禺号虎生儋耳,儋耳生牛黎,而帝俊生禺号虎,所以可断定儋耳、牛黎均为俊的子孙之国。在这些国家中,除中容与季厘二国“食兽”之外,其它都注明“食黍”或“黍食”。且中容、白民、司幽、黑齿、三身诸国均“使四鸟”,这四鸟便是虎、豹、熊、罴。因上古鸟、兽同为动物,故虽是兽,但仍名之曰“鸟”。至于这“四鸟”的喻意是什么,我们认为它们是一些近血缘氏族成员所结成的支系氏族的称号,因这些国家(氏族)的同源关系,所以内部结构是一致的,每一国家(氏族)又划分成以动物命名的四个支系。这种相同的氏族组织方式更能说明它们源于同一祖先。其信仰如此相同,如食黍;组织结构如此相近,如使四鸟,哪怕散居在天地四方,也没大的改变,可见帝俊家族延续之长,联系之紧密。这对于探讨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炎、黄世系所不能具备的。

    帝俊部族迁移

    气温降低,帝俊部落南迁渡海进入中原,各部落拥挤在山东,新老部落发生冲突,黄帝部落打败青帝,炎黄会盟于晋,杀蚩尤于解,追逐羲和部落、常羲部落和娥皇部落与四面八方,形成今日华夏之版图。

    从神话记载中可看出,帝俊部族的产生、形成、壮大均在东部,主要的后裔之国也在东部,但为什么后来却分散于四方呢?这其中必定有一次重大的变故,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部族与部族的战争。在古代部族中又有哪个部族可以让势力强大的帝俊部族四分五裂而被迫大规模迁徒呢?那便只有赶走炎帝部族又占据中原的黄帝部族了。这场战争的发动者便是黄帝部族的一位出色首领颛顼,被打击者是少昊。我们之所以如此推理,并非凭借想象,而是有迹可循的《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对这一段突兀而来的记载,我们无法借助别的神话资料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现有的一些或许可以解释它们的资料大多是后人依据此条而附会、编造出来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孺”字,治经者多以此字为养育、哺养之义,琴瑟为少昊娱乐少年颛顼的玩具。郝懿行云: “孺,盖养育之义也。”⑥又云:“此言少白皋孺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⑦为证明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人们往往引《帝王世纪》“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为证。因史传少昊即玄嚣,为黄帝之子,而颛顼又是黄帝之孙,则颛顼当是少昊的侄辈,颛顼少时依附少昊,长大后佐少昊,正是十分自然的事。殊不知,人们却遗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少昊并非便是玄嚣,当然也不是黄帝之子,而是生于东方部族之中,为帝俊之裔。将少昊、青阳、玄嚣合而为一纳入少典氏族是战国以后儒士们的杰作,并非原始神话与传说的本来面目。这里的“孺”字并非养育之义,而应为“亲睦”之义《诗经·小雅·常棣》有“兄弟既具,和乐且孺”,这句中的“孺”与此同义。透过这句神话,让我们把想象的触角伸向远古洪荒时代之中,可以想见,当黄帝部族占据中原而向东发展之际,与原有的东方帝俊部族相遇后的那些场面。也许在开始的时候,黄帝部族的继承者与帝俊部族的继承者有着一种和平共处的信约,一个为了养精蓄锐,一个为了求得偏安,两个强大部族终于形成了暂时的联合局面,少昊在部族中接待了颛顼,且以琴瑟娱乐颛顼,表达亲睦之意,这才是“少昊孺帝颛顼”的神话内涵。之后,颛顼部族大举东进,击败了少昊部族,亲睦破裂,友好不复存在。琴瑟丢入大壑,正是对这种破裂的神话解释。对这场撕毁盟约后的血腥拚杀历史,神话中无明确记载,但是在史书中我们却找到了它的影子。《国语·楚语下》有一段这样的话:及少白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斋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段话是后世儒家宣扬颛顼之才、之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绝地天通”确立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后世帝王的独裁找到了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事实上,这段话正是炎、黄、俊三大部族在中原进行殊死较量的历史缩影,以及黄帝部族在取胜后为巩固其地位的重大举措的反映。“九黎乱德”不仅包括帝俊部族,当然也包括炎帝部族。颛顼在赶走炎帝,击败少昊之后,为统治原来两部族的氏族成员们,以强硬措施废除这些氏族原来所尊奉的始祖神炎帝与帝俊,将它们改造后纳入少典部族,以彻底改变 “夫人作享”的多神制局面,以确立黄帝为唯一的先祖,这便是“绝地天通”的真正意义。帝俊部族在经历这一重大变故之后,为求得生存,不得不大举迁移,一部分仍留在原来的地方,而另一些氏族分别迁往南、西、北,从而形成了这一东方大族散居四方的局面。而少昊却带着他的一些氏族到了西方,死后,被尊奉为金天氏,为西方之神。《山海经·西山经》云:“长流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实惟员神石鬼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这里的员神石鬼氏即为少昊,它由东方的太阳神变成了落日之神。少昊原来的居住地,在他迁移后,他的余部建立起了少昊之国。⑧当少昊西迁之后,氏族将原来东方的地名也带到了西方,所以在后代传说中,东西方均有所谓的扶桑、穷桑等地名,这些都与这场氏族大迁移有关。

    帝俊分化消亡

    作为远古东方部族的始祖神与后代子孙所崇拜的天地开创者的帝俊,

    他所繁殖的后人们在他的后裔英雄少昊统治时期,遭到了来自西方少典部族的毁灭性的打击。随着部族的解体与离散,帝俊后人们虽然在天地四方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氏族或部落,但是却无法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只能在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带默默地生活着,且保持他们氏族的种种信仰,代代传诵着祖先的业绩。然而随着时代的流逝,几百年过去了,甚至几千年也过去了,时代的潮流无情地冲刷着他们记忆的堤防,远祖的身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远祖的业绩也渐渐模糊起来,甚至为那些被少典部族所同化了的人们所淡忘,他们只能说出近世祖先的名字,却不知自己来于何方。于是,帝俊也就这样慢慢地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然而,尽管如此,在帝俊另一些后裔氏族之中,帝俊的名字却依据活在人们心中。帝俊部族中,一些英雄的子孙们的事迹仍在代代传诵着。正因如此,才会有文明时代所出现的《山海经》中的有关记载。这些说明历史的车轮虽能扰乱人的思绪,却碾不碎先人们那执着的记忆,时光的流逝并不是帝俊神话消逝的主要原因。使帝俊神话真正分化并逐步消亡的却是来自文明社会的政治的与历史化的巨大力量。为了使神话合乎政治的需要,为了建构有利于汉民族统治的黄帝世系,为了从历史角度为大一统社会找到依据,如不消灭帝俊神话,便不能确立黄帝世系。所以后代儒士与史家们费尽心机,采用改头换面法、枝叶移植法两大再造技术,将帝俊的名字从神谱中抹去了,帝俊也就这样被逐出了神坛。

    帝俊与喾、舜

    帝喾之名初见于春秋时史料中。《礼记·祭法》云“殷人褅喾”,而《国语·鲁语》则云“商人褅舜”,三国韦昭认为“舜”当为“喾”字之误。殷墟甲骨卜辞载商人高祖夔,据王国维考定,“夔”为“帝喾”之名,因形讹而成“夋”。因此由夔神而分化成喾、夋二神,同见于《山海经》神话中,唯“夋”写作“帝俊”,为全书中最主要最显赫的一个上帝神。“帝喾”只偶尔提到两三次,而另外分化出“帝舜”一神。自晋郭璞

    帝俊至近代学者多认为“舜”自“夋”音变而出。是“喾”与“俊”、“舜”原由同一神“夔”分化出来已可论定。可参阅《山海经》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毕沅《新校正》、王国维《殷先公先王考》、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袁珂《山海经校注》。其后唯“喾”与“舜”进入历史文献中。喾保持了其东方鸟夷商远祖地位,大都说他与简狄因玄鸟生契。舜除《国语》(韦昭已改为喾)中仍保持其为商族始祖神地位外,其余文献皆与尧并举,成为“三王”前的二帝,失去商祖身份。后因与夏禹、后稷等全境诸族融合成华夏族,帝喾便被编排入黄帝世系中(见《大戴礼记·帝系篇》)为玄枵之孙,成为与颛顼并列两系中重要的一系,而且把他编排为尧,挚、契、稷之父,即尧族、商族、周族都成了他的子孙。因为此世系编成于周代,所以把周稷列为长子,商契列为次子,就把这原来对立的主要的东、西两族融合成亲兄弟了。可见帝喾在民族融合中被安排的地位相当重要。到《五帝德》提出第一种“五帝说”,他便为五帝之一;第二种、第三种两“五帝说”没有他;第四种“五帝说”又有他。至于他与高辛氏的关系,正如颛顼和高阳氏的关系一样,也是到《五帝德》、《帝系》中才合而为一的。以后遂成了历史的定说。

    帝喾,姓姬,生于穷桑(今山东省曲阜市),为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之一。他是黄帝的曾孙,“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十五岁时,因辅佐颛顼帝有功,被封于高辛(今商斤市南高辛),故号高辛氏。三十岁时,代颛顼为部落首领,都于亳。

    帝喾当上部落联盟首领以后,“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大下服”。他在位七十年,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

    著名文学家曹植曾作《帝喾赞》以颂之:“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宾,教讫四海,明并日明。”

    帝喾有几个儿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元妃姜原生了弃(即后稷)。弃是周的始祖。次妃简狄生了契。契是商的祖先。次妃庆都生了尧。尧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贤之君、五帝之一。次妃常仪生了挚。挚继承了喾的帝位,九年后禅让给帝尧。

    帝喾陵位于商丘市唯阳区南25公里的高辛集。现存墓地为一高大丘,长200余米,宽100余米。陵前原有帝喾祠、沐浴室、更衣亭、禅门等古建筑,院中有大量碑刻。现仅存明代碑刻一通。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颛顼为族子。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谢东俊雅正、帝俊、帝喾、帝舜皆重眸,故存在转世说。

    详细点击:【上古:帝俊】

  • 《史记·夏本纪》

    详细点击:【夏朝:姒廑】

  • 小乙:殷墟甲骨文又作小祖乙、后祖乙、亚祖乙。商王,名敛南庚之子,小辛之弟。小乙是庙号,继小辛继位。殷墟卜辞列为直系先王祭祀。在位时让太子武丁去田里耕作,为以后武丁中兴打好了关键的基础。

    儿子:武丁

    详细点击:【商朝:小乙】

  • 《左传·昭公十三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列子·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史墙盘铭文载:“只显穆王,刑帅宇诲......” 。在周代史官笔下的穆王满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能统御四方,威震宇内的君王。春秋楚大夫伍子胥祖父伍举在劝说楚国国君时,把周穆王与商汤、周武王以及齐桓公、晋文公等一代雄主相提并论;管仲对齐桓公说周穆王效法文王、武王的治国理念,取得功绩而成就其美名。这些都肯定了周穆王的历史功绩。周穆王在位期间东征西伐,王朝疆土不断扩大,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然而,常年征讨,天子不在朝堂,导致朝政松弛,自穆王之后,周王朝开始由盛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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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安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韩安早在清末就矢志研读林学,民国初年步入林政部门任职,毕生致力于林业建设事业,50年如一日,是中国近代林业卓越的开拓者之一。

    韩安出身寒微,十余年刻苦攻读,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目睹“国中沿长江两岸皆童山濯濯,而日本则无山不青,有水皆绿”,因而立下攻读林学,绿化祖国的宏志,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得林学硕士学衔的先行者。他于民国成立之初年学成归国,立即被北洋政府农林部延揽入山林司担任要职,是当时中国最早的林业专家出身的林政官员之一。他参加编辑中国第一份农林期刊——农林部出版的《农林公报》,并于1913年初在这份刊物上连载他所编译的《世界各国国有森林大势》一文,这也是中国人最早向国内介绍各国林业概况的科技文献。

    中国首次设置植树节始于1915年。当时的农商部总长周自齐采纳韩安、凌道扬、裴义理等人的意见,认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乃报经大总统批准,于同年7月申令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每年在这天举行植树典礼,倡导植树造林。1916年4月6日的清明,在北京西山马金顶举行了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庆典,同时要求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在植树节时广泛开展植树造林。这项活动每年照例举行,持续多年,以后渐渐流于形式,成了具文。国民政府时期依然推行不辍,但将日期改在每年3月12日,名称改为“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每年届期,行礼如仪,但收效甚微,几乎失去当初倡立植树节林界诸元老的本意。

    韩安抵制“发放东三省森林”

    韩安在北洋政府农林部任职不久,即被派往吉林林业局任主任,1913年夏又被调到哈尔滨充任东三省林务局主任。农林部设置这两个局的主旨,在于“发放东三省森林”,借以获得发照押金的巨额收入。当时规定的“发放”办法由承领人自绘林场地图界址,出资承领,每领一份执照,只须缴纳几万元押金,便可承领天然森林二百方里,自行雇工采伐。韩安认为局方既无人往森林中实地勘测林界、林况,承领人便可随意扩大伐区范围,肆意滥伐无度,流弊无穷。他虽两次主持局务,但始终未曾签发一份执照,加以抵制。他请调回部后,力陈应予废止这项劣政,果被当政者采纳,使森林资源免遭恶运。

    韩安首创中国铁路造林事业

    北洋政府交通部为谋自筹供应铁路所需枕木、电杆,1918年决定设京汉铁路局造林事务所,商调韩安任所长,并借用农商部英籍林务顾问波尔登协同筹办。经勘定,在河南确山县属黄山坡及信阳县南鸡公山李家寨一带,收购荒山数万亩,开辟苗圃25处,每处面积200亩,选择适宜作枕木、电杆用的树种,大量育苗造林。每路置监督员一人,连同各苗圃的技术员均由农商部派遣。这是中国铁路育苗、造林护路的一项创举,开中国营造护路林之先河,每年造林数百万株。韩安还偕同波尔登前往陇海、津浦、沪宁、京绥各路视察,拟具这些线路的造林计划,报部采择施行。

    韩安协助创办兵工造林

    冯玉祥将军1920年任旅长时驻军信阳,他见到韩安经营的铁路苗圃,苗木茁壮葱茏,路旁林木翠绿挺拔,极为赞赏。与韩安见面交谈中,方知两人既谊属安徽巢县同乡又同庚,而且又同是贫苦出身,同是基督教徒,都目睹过清廷腐败,军阀混战,江山破碎,生灵涂炭的惨景,促使他们成为忧国忧民、向往革命的知音,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安向冯玉祥多次陈述森林的重要作用,导致他领导所属部队在鸡公山一带进行植树造林,韩安则提供大量苗木并给予技术指导,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兵工造林之先河。鸡公山原有稀疏的天然次生林,海拔较高,风为旅居华中的西方人避暑胜地,经历年以来造林抚育以后,林木苍郁繁茂,鸟兽毕集,益成为华中旅游胜境,1988年已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冯玉祥后改任河南省督军,聘请韩安为顾问,参赞实业建设政务。1922年冯任检阅使时,驻军北京南苑,调韩安前往,再次协助该军进行兵工造林活动,林界传为佳话。

    韩安呼吁广植森林预防水患

    1917年夏,冀鲁等省连降暴雨,河水泛滥,京汉、京奉、津浦、京绥诸铁路纷纷告急。全国水利局会同交通部、农商部、京兆尹共商护堤护路措施。作为农商部佥事的韩安,主张营造水源林以护堤保路。经共同研商决定,协同办理北京地区各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林,并选定密云县北的山谷一段为来年防水造林之起点,另在沿铁路及各河堤广造森林,固堤防坍。韩安后在《农商公报》发表的《造林防水意见》中语重心长地写到:“治河之事,不求根本之方,维听主工者各自为政,不相统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也,塞口也,枝枝节节,岁岁不休,河堤愈高,宣泄无由,故终不免于溃决也。”他阐述水灾消长之原理,列举森林可增加雨水之树冠截量及其蒸发量、入土量,减轻雨水之冲击力,减少流水之挟沙力,延长冰雪溶解之时期。断言只有广植森林,才是预防水患之根本要图。他针对酿成北京水患的5条大河,主张首先对挟沙最多、为患最烈的永定、子牙两河,进行造林防沙治理。他忠告当局:“畿辅乃国家首善之区,防水为民生利害所系,尤宜积极为天下倡。所望当今之执政者,悯洪水泛滥之创痍,定十年树木之至计,毅然提倡,决然施行,将来京畿一带,佳木葱茏,河海清澄,国家人民同臻利福。区区之愚,不胜大愿。”其忧国忧民之心情,溢于言表。

    韩安重视森林调查,支持编纂树木志

    韩安于1916年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时,提出“我国树木种类极繁,泰西各国派植物专家前来研究采集者,年不乏人,我国提倡林业,亟宜将诸树木择其要者,辨别种类,审定名实。”他授命林务处调查科科长波尔登,“选择中国造林树种百余种,将其性质、土宜、用途等详加研究,逐一绘图立说,汇集成书。”美国著名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自19世纪末起先后数次来华,在中国西部大规模进行采集植物标本活动,韩安聘请他为植物学顾问。在波尔登及比利时植物学家J.赫尔斯(Hers)协助下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后因林务处裁撤,韩安离开农商部,威尔逊将所采集的标本及其记载携回美国,写成著名的《威尔逊植物志》(其中中国部分3卷),而留在农商部的一份标本,后竟丧失无遗。赫尔斯也写了《陇海沿线树产目录》一书出版,都得力于韩安的积极支持。

    韩安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期间,多次派员赴秦岭、黄龙山等林区调查森林分布状况,并采集大量树木标本及木材标本。在担任中央林业实验所所长期间,曾先后派员调查大巴山及兴山森林、神农架原始林区、缙云山寺庙林,并通讯调查四川各县主要林木分布情况。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上,韩安还被推选为该委员会保存组组长。“本所鉴于中国幅员广袤,地跨寒、温、热三带,森林植物种类繁芜,其中有国计民生者甚多,惜无一整个系统之图籍,可供生产利用之依据。本所特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几度磋商,合作编纂《中国森林植物图志》。自本年度(1948年)起,预定10年内全部完成,因应国内林业界之需要,前5年出版主要森林树木,后5年出版次要森林树木,实为我国空前之巨著。现正编印第一卷,包括桦木科及山毛榉科10属,计图136幅,说明150页,明春即可出版。”这是中央林业实验所在1948年1月出版的《林业通讯》上刊登的一则报道。后由于时局变化,原定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仅出版了桦木科卷,但仍可见到韩安的远见卓识。

    韩安中国农、林学会组织的带头人

    中华农学会成立于1917年1月,韩安是最早的会员之一,后多次担任学会组织的某些职务。中华森林会在同年创立时,也得到韩安的赞助。森林会因故停止活动后,林学界又于1928年在南京筹备组织中华林学会,韩安与姚传法、陈嵘等10人均为筹备委员,并于同年8月举行了成立大会。1929年12月在中华林学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筹募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华林学会于抗战后迁到重庆,第五届理事会上,韩安被选为监事、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建设厅任职,同时又被选为中华林学会成都分会理事。1943年他在林学会刊物《林学》上发表《造林与生产教育》论文。1947年11月,韩安等在南京代表中华林学会参加17个农业界各专门学会联合年会筹委会,担任常委,并作为主席团成员自始至终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界这一最盛大的学会活动。这也是他与农、林学会结缘30年来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韩安主持创建中央林业实验所

    重庆国民政府农林部决定于1941年夏设置了中央林业实验所,任命韩安为所长,邓叔群、朱惠方先后任副所长。韩安主持创建该所,初建时仅设造林研究、林产利用与调查推广3个组。中央大学梁希教授义务兼任林产利用组主任,所校双方合作进行研究。邓叔群在甘肃岷县设中林所西北工作站,拓荒研究,邓不久辞职,改由傅焕光接任。1945年,中林所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成立常山种植试验场,繁殖药用植物常山,又先后几次派员前往大巴山、神农架等林区调查采集。抗战胜利后,中林所于1946年迁到南京,几经周折,始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租借钟山北麓山地千亩,作为所址;同时接收南京附近的汤山、栖霞山、东流、牛首山、东善桥、龙王山诸林场,作为育苗造林、林业推广实验基地。重庆歌乐山旧所址改建为西南工作站。又将北平的原华北造林署造林会改为该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任命江福利为场长。另外还在河南登封设立嵩山示范林场,派徐承镕任场长。中林所的建制亦逐年扩大,由原来的3个组扩大为造林研究、木材工艺、林产制造、水土保持、林业经济、林业推广和森林副产等七个系,分别由程路云、陈桂升(代)、张楚宝、傅焕光(兼)、王战、葛晓东、孙醒东任系主任。傅焕光任副所长。农林部于1945年考选科技人员前往美国实习进修时,该所有傅焕光、张楚宝、陈桂升、杨敬睿、许绍南等膺选先后出国,1947年本所又选送李继书、贺近恪前往澳大利亚实习。1947年1月,中林所开办水土保持训练班,3月下旬结业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田间工作队,派任承统、朱莲青、沈梓培分别担任华北、华中、华南3个工作队队长。另派员会同W. S. 祁普乐(Chepil)博士在黄泛区进行调查并筹办防沙林场。韩安还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林业顾问、木材工业组组长、澳洲籍林业专家蓝卓支(G. W. Nunn)多次洽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林业恢复建设问题。1948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一次性拨款28亿多元(金圆券)给中林所举办工赈造林(当年全所经费每月只有5500万元“金圆券”,只及这项拨款的1/50)。从这年的3月7日起至4月6日止共雇用民工600余人,造林720万多株。这是韩安主持办理的最后一次植树造林活动。中林所曾先后出版过6种研究专刊,13期《林业通讯》。历年来在中林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累计有100多人。他们在韩安领导、培养下辛勤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锻炼提高,后来大多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林业科技骨干。

    韩安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

    韩安毕生致力于森林事业凡50年,勤勉不懈,数十年如一日。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科学精神把事当事,民主精神把人当人”奉为座右铭。一贯作风朴实,遵守纪律,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不搞特殊化。他平易近人,用人兼收并容,没有派别偏见。他虽出身于金陵大学前身的汇文书院,但在主管任何单位时,只要学有专长,都容纳器重,发挥其所长,而不论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曾这样说过:“每一学科有一领导人为之倡,则必有能言能行之士从事研究,于是人材辈出,而事业得以发展”。韩安思想开朗,朝气蓬勃,不因循保守,不消极颓废。他作为冯玉祥将军的知交,早年曾参加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安徽曾设法营救过被捕的左派同志,但他从不炫耀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他爱好书法,写一手好毛笔字,闲时经常临贴练字,陶冶情操。韩安的英文根基深厚,英语流畅,留学归来虽已隔了30多年,与外国人交谈时,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谈谐风趣。

    韩安告老退职以后,不甘心闲寂,潜心从事翻译外文经典书籍。他于1953年3月起开始翻译牛津大学第四版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一书,同年12月便译完全书,曾得到钱崇树、乐天宇等人的赞助,将清稿于1954年寄到上海水祥出版社待刊,后因周建人也翻译了此书即将出版,韩安的译文遂未获问世。所译全书除正文14章外,他还将原书第6版中所载的《出版前物种起源思想简史》和增加的第7章《自然选择学说的各种反驳》以及第6版各章增订的段落对照译出,以见达尔文思想变化的梗概。1955年,韩安又翻译赫胥黎著的《达尔文传略》,译文有两万多字(不包括注释),曾由《达尔文主义遗传选种学教研通讯》铅印出版了抽印本。此外,他还与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合译过达波古斯原著的关于遗传学与物种起源有关的书。韩安的这种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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